[长沙]承包商自称亏2千万 指碧桂园质量差因造价低

“长沙威尼斯是碧桂园集团第一个实行劳务外包的项目，现在出现这样的问题，解聘他们100次都不解气。”12月5日上午，长沙市五一大道湘域源茶楼的一间包厢里，碧桂园集团董事局主席助理、投资者关系主管刘嘉毅对碧桂园问题别墅业主罗邵波夫妇说。

“解聘100次都不解气的”的外包商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碧桂园的第一个外包项目就产生如此多的问题？承建商又是怎样建造这些别墅的？《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就此展开进一步调查。

4家公司参与承建威尼斯城

究竟是谁建造了碧桂园长沙威尼斯城？在时任碧桂园现场工程师范绍祥的日记中，记者找到两家公司：一是湖南星大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湖南星大），一家是中建五局。经过顺藤摸瓜的调查，又有两家企业浮出水面：湖南广福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广福）、湖南望新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湖南望新），其中湖南星大负责第7区到第12区的工程，湖南广福负责第13区到第22区的建设工作，而中建五局和湖南望新负责的是第1区到第6区的施工。

《每日经济新闻》先前报道的12区房屋质量问题，属于湖南星大施工的范围内。据湖南省工商局提供的资料显示，湖南星大是在该局登记的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8年10月14日，注册资金14008万元，具有房屋建筑工程总承包一级资质。该公司的发起人是长沙县星沙镇建筑工程公司工会和庄新明、陈良等29个自然人，法定代表人为定武。

根据湖南星大集团的网站介绍，星大集团施工的长沙碧桂园威尼斯城等多个项目曾经获评为省优样板工程。

湖南星大集团质安部经理王旭飞对记者介绍，该公司承包了碧桂园威尼斯第7区到第12区的工程施工，总承包人是公司项目经理邓文，但其中的12区由碧桂园指定边疆担任项目经理，“我们实际做的就是第7区到第11区。”长沙业内人士对记者表示，虽然法律并不允许这样的分包或者转包行为，但这种项目操作模式在长沙乃至全国都非常普遍，“项目的主导权并不在建筑公司，而是直接的项目承包人。”

记者找到当时承包碧桂园威尼斯项目施工的湖南星大项目经理邓文，他向每经记者承认了当时担任星大碧桂园项目经理的事实。而邓文目前担任总经理的湖南广福建筑公司当时也承担了威尼斯城的施工建设，施工的区域是第13区到第22区的工程。

根据湖南省工商局提供的公司注册资料，湖南广福是在该局登记注册的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日期是1997年8月15日，最早的注册资金是4030万元，承担房屋建筑工程总承包二级施工。同样，负责碧桂园威尼斯城施工的另一家企业湖南望新也是在湖南省工商局注册的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日期为1998年8月7日，注册资金314515万元，法定代表人为周国辉。但记者访问该公司时，恰逢该公司***都外出，其办公室人员一再催促记者赶快离开。

需要说明的是，并非所有承包商建造的威尼斯城项目都出了问题。

承包商指责项目“造价低”

湖南星大集团质安部经理王旭飞对记者表示，在此前的一个多月，碧桂园曾邀请他到长沙威尼斯城内召开过一次整改会，谈到房屋的质量问题和怎样整改，“会上我们参加的几方都留了电话号码，但现在还没有接到他们的电话通知。”王旭飞认为，造成房屋质量差的一个原因是碧桂园给他们的“建造价”过低。

“最初碧桂园给的建造价太低，调价政策也不灵活，跟不上市场的速度，2006年钢筋等建材涨价很快，但我们把价钱报给碧桂园董事会之后，他们要很久才能批下来，甚至有时就批不下来。在结算工程款时他们也显得非常强势，做得最绝的是把市场上的材料价和人工价都压到很低的水平，跟他们谈判根本就占不到什么便宜。”

“就拿你报道的12区来说，最初我们也差一点认为是不是项目经理拿得太多了，导致房屋质量低下，结果我们去调查，发现边疆往里投了几百万元，最后工程结算下来还是亏的。”王旭飞说：“主要是他做的联排别墅没有一个参照系，碧桂园的造价已经压到很低了，承包下来做本来就不赚钱，再加上当时停工整顿两个月，更是损失巨大。”

“房屋验收后结算的拖延更体现出碧桂园的强势。我们建筑业有一个规则，就是工程完工后建设方要扣上5%左右的工程费用作质保金，用来支付后期的维修费用，可是我们做的威尼斯城项目验收后，碧桂园在质保金外还有很大一笔工程款没跟我们结算。”

“目前的情况是开发商的实力太强，我们现在还有很多钱没有收回来。”王旭飞的顶头上司、星大集团总经理曹靖宇见到记者时表示。

不过邓文并不承认房屋有质量问题，他对《每日经济新闻》表示：“当时所有的主体工程都已完工并经过了权威机构的验收，如果鉴定机构鉴定房屋主体结构出了问题，施工方要负终身保修责任。”对碧桂园是否滥用其优势地位，邓文表示已不愿意再去回忆这个问题。“不管碧桂园强势也好，弱势也好，毕竟合同已经签了，就应当坚决执行下去，做完了再来说合同不公平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不过他表示“以后可能也不会再做碧桂园的工程了”。

拖欠材料款项目经理外乡“躲债”

“边疆做完工程后，结算下来要亏1000多万元，去年以来一直有人找他要钱，他从今年端午开始就离开长沙外出躲债去了。”王旭飞对记者介绍，边疆是碧桂园方面指定的项目经理，负责12区联排别墅的施工任务。在接手12区工程之前，曾负责过第4区联排别墅的施工。“结果他签的许多单子都被归到12区账上，一共欠了材料款、民工工资1400万左右，现在星大已为此垫付了三四百万元。”王旭飞透露，边疆拖欠材料款的原因是碧桂园没有全部支付其工程款。“即使碧桂园全部支付工程款，边疆也还要亏损1000万左右，原因是造价太低了。”王旭飞表示，“建筑行业现在主要都采取垫资的方式，一般由承建商先期垫资购买材料、招募工人先盖房子，建设方（开发商）在经过了一段时间验收后支付工程款，然后继续开发。但边疆把工程做完通过验收后，却拿不到工程款，以至于影响了下一步的合作。”

“材料费都是通过赊账的方式拿过来先用的，但人工费必须要立即支付，边疆为此项目支付了几百万，他最后没有全部结算到工程款，我们作为项目中标的公司，就只能承担他给我们带来的法律责任，现在已经从公司账上划出去三四百万了，这些都是我们公司的钱。”

“本来按照原计划，我们希望这项合作能够给我们带来大约100万元的管理费收入，可是现在却给我们带来的是1400万元的亏空，边疆现在承受不了自己躲债去了，可我们的公司还得要正常营业，我们只得承担这些亏空。”王旭飞介绍称，2008年底以来，跟材料商有关的官司接连不断，“总共大约有14~15个，有的已经结案了，有的还要继续应付。许多材料商也很可怜，他们辛辛苦苦积蓄了一些家底，但碧桂园的房子验收后却一直拖着不给工程款，给我们、边疆和材料商带来了很大损害，公司到现在都没有这么多钱给他们。”

王旭飞说：“我们多次跟碧桂园方面协商，一两个月前才达成意向。我们管理费也不要了，再由他们董事会补给我们三四百万元，我们再找材料商协商，希望他们能够打一点折，公司再补一点，就可以了结这场纠纷了。”

项目经理：亏损2000万

12月14日，《每日经济新闻》电话采访了在深圳的第12区项目经理边疆，正在深圳“躲债”并寻找新工作机会的他表示 “现在决算还没有进行完，我和公司一共亏损了2000余万，我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碧桂园尽快跟我把工程款给结了。”

边疆向《每日经济新闻》介绍，他最初与中建五局是联营的关系，2005年以每平方米1000多元的价格中标了碧桂园第4区的项目。“项目完成后，碧桂园方面认为我比较有经验，星大中标碧桂园第7到第12区工程以后，碧桂园建议由我来负责第12区联排别墅的施工工作，与星大又建立了联营的关系。”

据介绍，边疆任项目经理的第4区和第12区的建筑面积加起来一共有8万平方米，投标价格是每平方米1000多元，建筑工程款按照合同规定应当在竣工之后3个月支付，“如果有出入在决算的时候协商决定”。

“我们做的联排别墅没有参照系，中标以后材料款和人工费都发生了大幅度的变化，人工费从中标时每天60元上升至竣工时的每天80元，我们的造价也从预算时的每平方米1000多元上升到每平方米1400元左右。”边疆说：“在工程竣工后，我们每个月都在催工程款，去年下半年碧桂园给了200余万，和我们亏损的还有很大差距。”

“现在碧桂园给我们的工程款大约是每平方米1200元左右，但和我们主张的每平方米1400元还有很大差距，现在我自己倒贴了近800万。”边疆介绍，在碧桂园的工程中，像钢筋、玻璃等主要的建材一般都实行集中采购，而像铝合金门窗、施工用脚手架等都要在本地采购或者租借，工人也主要在本地招募。“项目亏损以后，碧桂园一直拖到现在还没有做决算，工人拿不到工资，材料商拿不到材料款，给我和公司造成的压力都很大。我们只有每个月跟碧桂园协商，一个多月以前达成了一个口头协议，但长沙这边还需要董事会批准以后才有可能解决。”

而在碧桂园方面，记者一直在给其董事局主席助理、投资者关系部主管刘嘉毅打电话，但自从12月5日以后，电话一直没有人接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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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购 2000年，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财政部门把推行政府采购制度作为深化财政支出管理改革，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公共财政体制的重要举措来抓，无论是在政府采购的制度建设，还是在政府采购规模和范围的拓展等方面，都比往年有所突破，取得了一定成效。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采购活动的基本情况

根据全国30个地区和中央单位上报的统计报表，2000年全国政府采购3279亿元，比上年增长约15倍。节约资金425亿元。其中，预算资金节约257亿元，节约率为116%。

1、从资金构成看，预算资金采购221亿元，占采购资金总额的67%。其中，地方194亿元，中央27亿元。自筹资金采购107亿元，占采购资金总额的33%。其中，地方104亿元，中央3亿元。

2、从地区情况看，采购规模超过10亿元以上的地区有9个，这些地区的采购规模为196亿元，占全国的60%。其中，上海、江苏、广东、辽宁、山东等地区均超过20亿元；采购规模在10－20亿元之间的有北京、黑龙江、浙江、云南等地区。

3、从项目构成看，政府采购项目主要为各种货物类采购，其次为工程类采购和服务类采购。这三大类采购在政府采购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67%、23%和10%。

4、从采购品目看，多数集中在汽车、计算机、复印机等一些大宗通用产品。2000年，全国政府采购汽车39582辆，其中，小汽车19162辆；采购计算机212399台。两项采购金额合计，约占年政府采购总规模的20%。

二、地方政府采购机构建设情况

2000年各地政府采购机构建设已经基本完成。地方政府都在省级财政部门设置了政府采购管理机构和政府采购执行机构。

1、政府采购管理机构设置情况。经过省级机构改革，地方政府采购管理职能全部由财政部门承担，并相应设立或明确了行政管理职能的机构。其中：在财政厅（局）内部单独设立处级政府采购管理机构的有19个省份；政府采购管理机构与国库处合署办公的有9个省份；政府采购管理机构分别与预算处、行政政法处合署办公的有3个省份。

2、政府采购执行机构设置情况。按照采购管理与采购执行分开的原则，各地在设立政府采购管理机构的同时，也相应设立了政府采购执行机构负责集中采购事务。除河北和湖南政府采购中心设在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外，绝大多数省份均设在财政部门。吉林省是在财政部门和省机关事务管理局各设立一个采购中心。政府采购中心都是事业单位，经费来源有全额拨款和自收自支两种形式。各地政府采购中心人员编制一般都在10人以上，其中，北京、上海人员编制均为50人。 政府采购 我们应在借鉴国际惯例的基础上，从我国现有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出发，建立一个适合我国国情的政府采购制度。具体来说，完善政府采购制度应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1、加强政府采购立法，建立政府采购法律体系

从国际上看，凡是实行政府采购制度的国家和地区，为了规范政府采购行为及健全政府采购运行机制，都制定了一系列的有关政府采购法规体系，这些法规政策对保证政府采购的几个目标实现起到了重要作用。我国政府采购的历史短，没有制定政府采购法，因而在采购方面出现了许多问题，不利于采购活动的开展。考虑到政府采购法律体系在整个政府采购制度中处于核心地位，制定我国的政府采购法以及相关的配套法规势在必行。

在制定我国政府采购法时，一方面要立足于本国国情，同时结合国际惯例来确定；另一方面在对采购行为的规范和管理时要有利于财政对这项工作的主导地位的形成。具体来说，我国的政府采购法的内容主要应包括：

（1）适用范围。我国政府采购制度的适用范围应当确定为使用财政性资金的各类行政事业单位。

（2）采购方法或程序的确定。从我国情况来看应选择以竞争性招标采购方式为主，其他采购方式为辅的结构。

（3）采购应遵循的原则。主要包括有效竞争原则、公正原则、公平原则等。

2、加快我国的政府采购管理体系建设

国际上的政府采购模式大致有三种类型：一种是集中采购模式，由财政部门或另由一个专门负责的部门负责本级政府所有的采购；一种是分散采购模式，由各支出单位自行采购；一种是半集中半分散采购模式，由财政部门或一个专职机构直接负责对部分商品的采购，其他商品（主要是低价值和特殊商品）由各支出单位自行采购。从我国情况来看，我国应实行半集中半分散的模式。对政府采购中的集中采购部分，通过设立一个专门机构如政府采购中心来组织进行，从而有利于形成采购规模，节约财政资金，有利于加快政府采购市场的形成；对政府采购中的分散采购部分，由各支出单位自行进行，但必须遵循有关的政府采购法规政策。

“高价”政府采购频现的背后

一些地方政府“阳光采购”频频引发争议：长沙市工商局办公大楼空调系统安装中标价109万元，可结算价却高达875万元，高出8倍还多。长沙市另一个政府采购项目，实际结算价比公示价高出千万元。在此之前，昆明市有关政府职能部门被曝集体“高价采购”，而长春市购进一台电脑接近3万元……本为引进竞争、节省支出的政府采购，究竟生了什么“病”？

结算价高出中标价8倍：“阳光采购”有潜规则

在长沙市工商局办公大楼建造中，有十余个政府采购项目，实际结算价远远高出中标价。其中，这栋大楼的空调系统安装中标价109．8万元，结算价则高达875．5万元，高出了8倍。对此事件，当地数位退休老干部向省纪委、省工商局等部门实名举报，但据记者了解，直到现在依然没有查清查明。

长沙市还有一个废弃物污水处理项目，政府采购时的中标公示价为5346万元，但实际结算价至少比中标价高出上千万元，这引起了审计部门关注。

记者调查发现，这个项目开标后，多家投标公司质疑招投标程序涉嫌违规。据参与竞标的北京天地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介绍，招标公告曾规定：“项目设投标报价上限值，上限值在开标前7日内以书面形式通知各投标人。”但在开标前3天，招标方突然取消了投标上限值。他们表面上以较低价格中标，暗地里却以远高于中标价结算。

与“明低暗高”的招标手法相比，日常办公支出的“高价”采购更易被发现。昆明市财政局、纪委和公安局等多个部门被曝集体“高价”采购。昆明市财政局采购4台服务器、68台台式机、8台笔记本电脑，成交价57万余元，比市场价约高一倍。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采购125台笔记本电脑，每台6760元，而中标机型市场价为5099元，一单生意就比正常价格高出21万元……

但面对种种质疑，昆明市有关部门负责人不以为然。昆明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政府采购办公室主任陈一凡解释说：“我们承诺，采购决无暗箱操作。市财政局、审计局、监察局都是我们的监督单位。”他表示，昆明市的政府采购，完全是按法定程序进行，信息“公开、公正、透明”，是“阳光采购”。

在昆明曝出办公用品“高价”采购之前，长春市一部门的政府采购清单中，也出现近3万元的一台电脑。面对质疑，昆明和长春有关部门都给出相同的“答案”：买高配置设备是“工作需要”。

“什么工作需要？一些地方政府采购竞标，比的不是价格、不是质量，而是关系。”曾参与政府采购的昆明市供货商李某称，“买的东西次一点，供应商赚一点，回扣拿一点”是一些地方政府采购的“三点”规律。少数负责采购的公职人员甚至会和供货商“共谋”赚取差价。

审批、招标、公告：环环皆有“漏洞”

财政部数字显示，我国政府采购规模保持了快速增长态势，2002年为10096亿元，2009年则突破7000亿元。财政部有关人士坦承：由于政府采购制度改革起步较晚，存在监督不到位的问题。

“监督不到位具体体现审批关、招投标关和公告关都有漏洞，使一些地方的监督形同虚设。”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傅大中说。

在“审批关”中，一些职能部门 “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有关专家说，在昆明市财政局采购过程中，财政局既是采购需求人，也是审批人，还是监督人，角色上的交叉使得财政局是否能有效地履行监督职能遭到质疑。

在“招投标关”中，一些地方只是走个程序，实则猫腻多多。湖南一位多年参与政府采购的厂商说，因缺乏监督，他们多次遭遇一些地方政府采购人提前透露标底给“自己人”，合伙商量“围标”、“陪标”等早已不是秘密，一些地方甚至出现几家企业长期垄断政府采购的局面。

据知情投标企业向记者透露，在长沙市高出中标价上千万元的政府采购事件中，开标前3天突然取消报价上限值，明显有违招标投标法。按法律规定，这种情况应在开标前至少15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通知所有投标方。不仅如此，长沙市政府采购办接到投诉后，虽认定违规情况属实，却以“不影响招投标结果”为由驳回投诉。此后，相关方再依程序向省级机关申请行政复议，省级机关要求市里“重新作出投诉处理决定”。这次长沙市采购办很快重新认定“此次采购活动违法”，但此时距中标公示已有近半年时间，采购已结束，成为无法纠正的事实交易。

政府采购的最后一个流程是“公告关”，本意是公开让社会审核。湖南省法学专家陈杰人表示，像昆明和长春的“高价”采购，只简单公布招投标结果，不公开事前、事中情况，公众很难发现个中“道道”，监督也就无从谈起。

立体监督：让“潜规则”无处遁形

据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汪玉凯等专家介绍，我国政府采购法自2003年实施以来，一直未出台相关的实施细则，存在一些法律盲区，为一些 “灰色交易”提供了可乘之机，导致“阳光采购”不“阳光”，甚至滋生腐败。要刹住政府采购中的“歪风”，应在制度和程序上“补漏”，尽快出台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

在制度“补漏”前提下，还应让公众监督参与到政府采购中，改变以往单一行政监督模式的弊端。

为防止“采购腐败”发生，山东烟台市探索建立采购事前需求论证制度，节约了大量财政预算资金。烟台市一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工程项目，采购人提出的预算为4000多万元，但经过各方参与的事前论证，预算最终被“砍”去了一半。

“实践证明，在财政审批关中，引入社会监督十分必要。”傅大中等专家认为，财政部门应将政府采购预算细节在网站和媒体上公示，如果公众有异议，要吸收专家等重新调查，或举行听证会，有效规避“审批关”中出现滥用职权行为。

“公告关”也不能一“告”了之。汪玉凯等人表示，除了公众监督外，审计、监察机关应加大过程监督，及时向公众通报结果，取信于民。

“建议对政府采购各个环节的责任人向社会公示。”湖南省委党校行政学院院长王学杰说，只有严格监督和惩戒机制，“阳光采购”才能名副其实。